「反媒體壟斷」，似乎成為今年度公民社會與政黨政客的共識。下個禮拜，蘇貞昌將以民進黨主席的名義，親上火線召開國際記者會，公開反對旺中併購及壹傳媒出售案；必須說，任何人都可以反媒體壟斷，但唯獨政客不行。因為，媒體存在的最高價值，就是監督政治、批判權貴，今天如果蘇貞昌可以把手伸進旺中、蘋果，明天，馬英九同樣能夠將手伸入自由時報、三立與民視，台灣公民社會與媒體自律的微妙平衡生態將從此崩壞，另一種型態的集權政府時代將重新來臨。為追求個人政治目的，假反壟斷之名，行反中國之實的蘇貞昌，是該住手了。
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最新統計數據，截至今年六月前，全台上網人口已突破一千七百萬，上網率達75.44％；而世新大學於今年七月，針對台灣人媒體使用行為所做的民調，則顯示網路使用率達74.9％，打敗平面紙媒的67.7％。這兩項數據，都指向新媒體時代已進入「已開發國家」階段，更宣告昔日單向、單一的媒體，可能已喪失「壟斷」的功能。
數據是冰冷的，以這幾天最夯的個案來說。本週二（12/4），聯合報頭版報導清大學生在立法院痛罵教育部長，版面看似盛大，引來批判者說「這就是媒體壟斷的最佳證明」。但換個角度來看，在聯合報刊出新聞後，質疑聲浪、網路推文、臉書喊讚的版面，難道不是數千、數萬倍於聯合報的「兩個版」嗎？
因此，站在媒體經營者角色來看，其實不應擔心言論市場會有「被壟斷」的問題。或許，媒體載具有可能集中某特定幾方（請放心，絕不可能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拿下全世界一切媒體工具），但無論如何，言論絕對不會被壟斷。否則，當我們看著聯合報被打到體無完膚時，是不是也能說透過臉書批判聯合報的網友，也是在「壟斷臉書言論」呢？這種說法，當然不對。
戒嚴時代，資訊傳播還能達成「子彈理論」的效果。但現在，以影響力觀點來看，所謂的媒體價值，已經不再只是看誰掌握多少「載具」，而是看誰能將訊息轉化為觀點，對社會趨勢進行解讀，做出判斷，藉此取得閱聽眾認同，進而發揮影響力，形塑該媒體的存在價值與意義。
簡單來說，只要消費者不買單，無論媒體講再多，都注定會被市場淘汰。因此，蔡衍明購買下中時媒體集團後，對媒體價值鐵律一竅不通的他，雖然滿足了個人的虛榮心，但四年來，大家只看到當初《中國時報》一流的精英團隊，開始找不到方向感，不斷用不符比例的方式處理新聞，終讓《中國時報》的影響力是與日俱減。
喪失擲地有聲的言論價值的《中國時報》，後果除了報份流失，也讓原先討厭中國的人，連帶討厭收看中天、中視，反中能量也更加具體化，「唱旺中國變成唱衰中國」。目前市場還盛傳，今年度中視與中國時報累積虧損已達五億。試問，假若媒體真能壟斷，蔡衍明為何還會虧錢？
客觀而言，食品業起身的蔡衍明，當年願意接手虧損的中時媒體集團，的確需要一定的勇氣。因為他的承接，讓成千上百的中時員工，得以繼續留任媒體產業，避免人才流離失所。但是，後來蔡衍明對媒體經營犯了兩個重大錯誤，終而讓這位台灣首富變成今天公民團體對抗的「全民公敵」。
首先，只要蔡衍明財力夠雄厚，當然可以盡情投資媒體，就如同媒體大亨梅鐸在美國、澳洲、英國等地大量併購媒體，甚至還買下歷史悠久的華爾街日報。儘管過程中有民間團體出面反彈，但整體而言，從未有政治人物反對梅鐸，理由就是他謹守投資者角色，將實際編輯採訪工作全權交由專業經理人處理。
反觀知識力匱乏的蔡衍明，完全錯估媒體是一種高知識含量的產業，以為財大就能氣粗，粗暴介入經營，總在不對的時間，毫無節制的發言，讓站在他背後的媒體專業經理人絲毫無用武之地。
最顯著的例子，就是今年初蔡衍明接受華盛頓郵報記者專訪所衍生的爭議。當時，《中國時報》理應秉持客觀角度，站出來批判蔡衍明；即便不這樣做，至少不該用不符比例原則的報導捍衛老闆，因為，這麼做就是與媒體監督者的立場出現嚴重扞格。
在歷經華郵事件後，蔡衍明開始成為公民團體反媒體壟斷的標的物，形象備受爭議，連帶《中時》這塊招牌也蒙上陰影。當年，東森電視董事長王令麟遭收押時，整個東森新聞的公信力驟然下降，讓集團的品牌形象被畫上汙點，而現在的中時，就面臨類似的問題。
第二，媒體存在的主要價值，就是維護公共利益。雖然這項目標經常會與企業經營產生利益衝突；但是，正派媒體的獲利，必須是建構在影響力之上。換言之，就是要先有影響力，再來談獲利。
問題是，蔡衍明剛好是反其道而行，他把報紙當米果賣，總想著一份要賺多少錢，徹底忽視價值才是媒體的最佳行銷工具。
同時，蔡衍明還把媒體總部，變成繼台北一Ｏ一、故宮之後的大陸官方參訪景點，牆上還掛著「歡迎某某省委書記蒞臨指導」紅布條，讓媒體頓時淪為公關公司，權威性蕩然無存，手法粗糙，不僅讓員工被扣紅帽子，連要幫大陸宣傳的美意，都變成反中人士調侃的笑話。
更甚者，蔡衍明甚至把媒體當成栽培兒子的練習場，讓蔡紹中接掌總經理，讓身經百戰的總編輯、總主筆等新聞人，必須像是在指導新鮮人一樣，一點一滴的「提醒小老闆該做什麼」，但態度卻得謹守主、雇分寸。這在一般企業或許沒問題，但到了媒體業就會出現嚴重的文化落差，搞到最後，雙方都產生強烈的挫折感，兩邊始終無法理解對方在想什麼。
反觀被蔡衍明「愈看越對眼」的蘋果日報，它的最大資產其實就是「黎智英」，原因是肥老黎在台灣沒朋友，所以才能徹底執行「當報則報」。
如今，在被蔡衍明等企業看上的蘋果，雖然以天價售出，但坦白說，沒有黎致英的蘋果日報，就只會是「一疊沒有影響力的紙」，從原本「沒有不能報的新聞」，變成「沒有能夠不能報的新聞」，公信力逐步下滑。而各財團集資的一七五億，則是讓蘋果精神從地球上消失的「關門費」。預料不出三年，這份報紙將隨著《中時》腳步走向凋零。
不過，就算媒體經營走向財團化，但台灣人應該還是要樂觀看待言論市場的自由度。試想，當哪天大陸中央電視台取代三立新聞，定頻在五十四台，台灣公民社會其實無須太緊張；因為，對岸宣揚的十八大教條，台灣人會接受嗎？即便一天廿四小時疲勞轟炸，台灣人就會因此被洗腦嗎？所以，台灣的言論市場終究會是「在動盪的年代中，保持優雅的平衡」。
總得來說，當前台灣的媒體與整個公民社會，已演化出一種能自行創造白血球、自我殺菌的功能，無須仰賴「他律」，即可維持理性的生存。但是，如果有任何政治力要插手介入，就可能讓這個得來不易的生態出現崩壞的可能，而今天要做這件事的人，就是蘇貞昌。
台灣從獨裁走到開放，再從開放走向人人都可大鳴大放，長治久安的根基，就是媒體自主與新聞自由，媒體堅持扮演質疑政治的角色，與政客保持絕對的距離，才可能替民眾把關權益，而這條看不見的紅線，是絕對不容「被監督」的政客，所能冒犯與褻瀆的。
更進一步來說，反對媒體壟斷，是當前社會風起雲湧的浪潮，無論各種聲音是否合情、合理，都有絕對權力喊出來。但是，監督政府、政黨的媒體，絕不該讓政黨趁隙反客為主，霸佔監督者的角色喊監督。
或許蘇貞昌會說，「民進黨關心人民關心的事情」。但是，如果政客可以用這項理由介入媒體生態的話，那麼，馬英九是不是也可以如法泡製，出手「關切」泛綠媒體是否壟斷言論市場？
問題是，民進黨反旺中的角度，表面理由雖是拒絕媒體壟斷，但親近蘇貞昌的友人卻坦言，他們反對的其實是中資來台，講白一點就是「反中」。
一名民進黨中央的人士更挑明的說，今天如果是辜仲諒獨資吃下壹傳媒，民進黨根本沒興趣，「因為辜仲亮跟日本比較好，但日本沒有把砲彈對準台灣，所以我們不會反對」。
必須說，「反中」是台灣內部許多人的看法，無論支持與否，都要捍衛這種聲音的發言權，如果蘇貞昌願意喊出來，那大家當然要尊敬他。
但是，今天的蘇貞昌卻是掛羊頭、賣狗肉，企圖利用公民社會關注的焦點，以媒體反壟斷之名，行反中之實，這就等於是利用媒體併購爭議操作民氣，攫取個人的政治資源，實在令人無法茍同。
不僅如此，當蘇貞昌準備站上國際舞台，對各國宣示自己將插手介入媒體併購案，以宣揚個人「支持言論自由」的消息傳出後，確實也讓許多認識他二、三十年的老朋友，下巴都差點掉了下來。
因為，蘇貞昌私底下的風評就是「霸道」，他最經典的動作，就是甩部屬公文；擔任行政院長期間，還毫不留情的痛罵部會首長，美其名是「恐怖的執行力」，但說穿了就是「容不下異見的一言堂」；這樣的習性，即便到了現在，連主持中執會時，也總習慣性的打斷幾位資歷較淺的執委發言，讓對方頗有微詞。所以，一位連身邊人士言論都不尊重的人，現在卻跑出來號召言論自由，用「光怪陸離」這四個字，恐怕還不足以形容這種詭異現象。
更甚者，今年中旬，蘇貞昌準備參選黨主席時，還特別找了黎智英等報老闆吃飯，表面說是「連絡感情」，但圈內人都心知肚明，這種時機點安排的飯局，就是在傳達「有機會多幫忙」。試問，這種企圖影響編輯、採訪的行為，是一位支持新聞自主的人該做的事情嗎？這又不禁讓人要問，如今那天去吃飯的人不是黎智英，而是蔡衍明，請問蘇貞昌還會不會反旺中？
蘇主席，您對台灣民主社會的貢獻，大家都不否認。但曾經輝煌，不代表你可以把自己視為正義的化身，如果真的愛惜台灣民主，就請學著從尊重媒體自主開始。否則，今天的所做所為，不僅會讓自己的國際記者會淪為國際笑話，歷史更會記下你以政治力，殘害公民社會與媒體自律平衡的事實。
